公牛配资端 唯一记载“武王伐纣”的文物，仅存33个字，被评为“镇国之宝”！_铭文_西周利簋_青铜器

什么样的文物才能被誉为“镇国之宝”？或许是那些如金缕玉衣般，用精致的玉片和金丝巧妙缠绕，展现出极致的奢华与美丽；又或是像越王勾践剑那样，经历千年风雨依旧锋利无比，能轻松割铁如泥……

然而，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，确实有一件被誉为“镇国之宝”的文物，它初看上去平凡无奇，甚至有些粗糙。与其他那些造型精美、气势磅礴的青铜器相比，这件被称为“第一青铜器”的“西周利簋”，体积甚至不到其他器物的三分之一，显得格外小巧。

那么，是什么让这件看似简单的青铜器变得如此重要？仅凭上面刻着的三十三个铭文，就让它被称为“第一青铜器”吗？利簋究竟藏着什么深远的秘密？

“簋”是一种独特的器物，它的形状是内圆外方，口部呈圆形，而底部则是方形的，通常还会配有两只或四只耳形装饰。在商周时期，簋常常作为祭祀器具，盛放祭祀所用的五谷，通常与用于盛肉食的鼎一起使用。

在商周时期，祭祀的礼仪非常严谨，天子的礼制要求使用九鼎八簋，诸侯则用八鼎七簋，而地位较低的士大夫只能使用三鼎二簋。作为祭祀中的必备器具，青铜簋的数量和重要性在考古发掘中并不少见。例如，曾侯乙的大墓就出土了一整套青铜簋。

然而，利簋与其他青铜簋相比，初看之下显得极为普通，甚至有些不引人注目。1976年，陕西临潼的一处青铜器地窖中，考古学家们小心翼翼地挖掘出这件簋。它的体积并不大，通高28厘米，口径22厘米，重约7.95千克，差不多和一张A4纸的大小差不多。其外形古朴典雅：圆口垂腹，两边有兽形重耳，底座是方形的。簋的腹部和底座上饰有大规模的云雷纹，而两面中央则分别镌刻着兽面纹和夔纹，显得古老、庄严且带有某种神秘的威慑感。

最初，这件青铜簋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。它的造型与西周时期的其他青铜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甚至因体积较小而显得有些局促。与它一同出土的，还有一件较大的簋，以及其他青铜器、兵器和车马饰品，都是西周晚期的文物。因此，大家初步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礼器，属于当时某个家族的象征物。

但是，当清理掉簋底部的泥土后，三十三个字迹清晰可见。这些铭文让所有人震惊，尤其是铭文开头的“征商”二字。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足以让整个考古界为之沸腾。

铭文中的“珷”字，音同“武”，它实际上代表了“武王”这两个字的合体。在商代，人们常将商王的名字合并成一个字用于铭文，周代的青铜器中也多次出现“珷”字，代表着周武王姬发。因此，这些铭文成为了牧野之战最直接、最有力的证据。这是迄今为止，第一次在西周的青铜器上发现关于武王伐纣的铭文，也首次为牧野之战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。

牧野之战，作为西岐与商朝命运的决定性战役，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中的一大转折点。尽管它在史书中有详细记载，但由于缺乏实物证据，长时间以来牧野之战的真实性一直未能得到确认。直到利簋的出土，历史学家才终于找到了可以验证这一历史事件的实物证据。

关于武王伐纣的时间，学界一直存在争议。最早的推算来自西汉时期的刘歆，他根据天文数据推算出牧野之战应发生在公元前1122年。近代学者如梁启超则认为是公元前1027年，而日本天文学家则提出的是公元前1066年。时至今日，关于武王伐纣的年份至少已有44种不同的猜测。

然而，随着利簋的出土，这个长久未解的谜团终于迎来了线索。在1976年，陕西临潼的考古现场，考古人员发掘出的利簋底部铭文中，赫然出现了“征商”这一文字，这一刻证明了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的确曾真实发生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利簋铭文中的“甲子朝”和“岁鼎”也让历史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这场战斗的具体时间。

根据《史记·周本纪》的记载，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的早晨，而利簋铭文中的“甲子”与这一记载完美吻合。此外，铭文中的“岁”字指代木星，符合当时周人对于吉兆的理解。可以说，这些铭文提供了完整的天时地利，几乎验证了牧野之战的每一个细节。

最后，利簋作为见证历史的唯一文物，已被列入国家禁止出国展览的六十四件文物之一。它的铭文，揭开了三千多年历史的迷雾，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那个影响深远的历史瞬间。正因如此，利簋被视为“镇国之宝”，并且名副其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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